开国将领的孩子大多数都过着平民生活

文章作者:  发布时间: 2009-10-23  浏览次数: 71
 
 
 

开国上将的子女到井冈山追寻父亲的足迹

    我还感到,看老干部是不是廉洁,他们的子女状况便是一个准确的信号。

    我60年代在十一学校上学,这里离各个军队大院很近,所以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。全班40多位学生,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,其他都是将军的子弟。

    班里有叶帅的儿子叶选廉,还有五六位上将、大将的子弟。前几年我们聚会了一次,年近50岁的人想起儿时的生活不禁唏嘘。那时候是那么单纯,对未来的憧憬是那么美好。岁月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。

    如今我们已经变老了,但是真正能和父辈业绩相媲美的几乎没有。连局级干部或企业老总,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。有个别的已经下岗或者做了传达室看门的,这就是严峻的现实。

    我三哥陈人俊有次和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聚会,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,也是靠正当收入生活,开的是已经很旧的普桑,但他感到很踏实。

    我们与海军上将王宏坤的儿子王新中也很熟,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打拼,开了一家公司,业绩不错。用他的话来说:“这个公司没有用过老爷子的一点权力,老爷子也帮不上忙。”

    还有我的朋友、西藏军区司令员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,他目前已经退休,也过着平平常常的百姓生活,就象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,在早上晨练,读书看报,颐养晚年。谭冠三临终前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:“我死之后,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!”谭冠三逝世后,做为长子的谭戎生自愿到西藏去,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。谭戎生的四弟是战争年代因父母无法带走而留给根据地老乡的,至今还在河北农村当农民。因为谭将军在解放后说:老区的人民在我们危难的时刻收留了我们的孩子,我们不能忘本,是人民把他养大,他也要回归人民。

    现在谭戎生还要不时帮助在农村生活困苦的弟弟。

    前不久我的二哥带我见了一个朋友,这个朋友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。他身材不高,瘦弱的身躯已经有些驼背了,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,依稀让人感到他受过不少苦。如果让我猜想他的身世,我会说这个人不是乡村教师就是老工人。若猜想他的上辈,我也依然停留在刚才那几个职业中。

    二哥告诉我,这是5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儿子。我既惊诧也不惊诧,惊诧的是他似乎连高干子弟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;不惊诧的是,过着普通人生活的高干子弟太多了,他们的父辈大多早已远离了权力。

    邓子恢是个响当当的人物,和老一辈人提起来都记忆犹新。邓子恢1916年中学毕业后,经考试取得公费留日生的资格,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。回国后,1923年发起创办《岩声》报,宣传马克思主义。邓子恢1926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, 1932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,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。

    邓子恢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, 1953年初调中央任农村工作部部长,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。同老一辈中善于思考、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领导人一样,他在升虚火的公社化高潮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。1958年到处在鼓吹浮夸风、共产风。人民日报报道: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,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。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、亩产山药120万斤、亩产皮棉5000斤、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。

    邓子恢主抓农村工作,他知道这纯粹是胡说八道,他认为这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他了解农民,知道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,人民经历了三年饥饿困难的日子,他深感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。

    他哪怕丢官也要说真话。他说:“怕什么!不能为了保乌纱帽就不顾农民的死活!”邓子恢根据实际情况大胆提出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,实行联产责任制。邓子恢抱病深入调查,把安徽的调查报告,连同广西、湖南等地包产到户、田间管理的经验,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。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陈云、李富春等都表示支持,邓小平也因此发出了“不管黑猫白猫,抓住耗子就是好猫”的名言。

    毛泽东起初是支持邓子恢主张的,但随着阶级斗争成为党的主要纲领,毛泽东开始批判邓子恢:“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,还要搞吗?!如果搞包产到户,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、讨小老婆。”他责备邓子恢:“你怎么又动摇了,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!”邓子恢向毛泽东解释:搞包产到户,不是解散合作社。

    但是毛泽东不仅不听,还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、形势、矛盾问题讲话,大批邓子恢和包产到户,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,并提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,是站在地主、富农、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,还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搞社会主义……

    邓子恢没有屈服,他甚至提出告老还乡,未获批准却被贬官。但他依然调研坚持为农民请命,因而一再遭受打击。经历文革几年的被批判,1972年12月10日,邓子恢带着愤懑与抗争与世长辞。他弥留之际还在说“包产……到户……没有错……”

    当时文革尚未结束,对于这位“右倾”人物本来应该是非常低调地处理,但是毛泽东对邓子恢虽然批评狠、处理严,却说了一句公道话:邓子恢“敢说实话”,他“犟脾气”、“搞阳谋,不搞阴谋”。毛泽东送了个大花圈,这让四人帮也不敢把规格讲得太低,《人民日报》都用一整版刊登了邓子恢的照片和生平。

    一直受到压制的老革命家也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,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,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。86岁高龄的朱老总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,穿着大衣带上皮帽,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,在邓子恢的遗体前久久不肯离去。

    我问邓瑞生大哥:“邓子恢被‘诬陷’,您也跟着受苦?”邓瑞生说:“父亲挨整,我们家就成为另类,一切都变了。我也从北京被安排到湖南常德一个中学教书,其实我什么问题都没有。文革中我更是战战兢兢,我是中央一个被批判过的重要右倾人物的儿子,那在小地方简直不得了。尤其文革中成天念毛主席批判‘小脚女人’的语录,这段话又是针对我父亲说的,我的压力该有多大!”

    邓瑞生接着说:“父亲有很多老战友,我那个时候也不敢找,害怕株连人家。1970年我听说王震将军来常德,就硬着头皮去找他。宾馆的警卫一看我穿的土里土气,根本不相信我的父亲会认识王震。我告诉警卫,让他告诉王震,我是邓子恢的儿子,王震听说后说,‘把他请进来,他是邓子恢的儿子,也是林(伯渠)老的儿子’。见到王震,他问我父亲的身体情况,我说我也见不到他。王震指着门外说,‘他们名义上是保护我,实际上是监视我’。”

    我不解地问邓瑞生:“您怎么也是林伯渠的儿子?”

    邓瑞生叙述了那离奇的一幕:原来在1934年10月,中央苏区告急,红军长征即将开始。邓子恢与妻子黄秀香看着才出生3天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,因为带着走肯定会给队伍带来困难。恰好林伯渠和妻子范乐春所生的儿子也同样大小,他们咬牙把邓瑞生与林老的儿子一同寄养在会昌范乐春亲戚家中。残酷的战争,使两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夫人先后去世。    

    1949年9月,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在武汉听到江西解放的消息,他的心为之一动,因为江西有他朝思暮想、多年不见的儿子邓瑞生。邓子恢提笔给驻扎在赣州的同乡、时任48军政委的陈仁麒写信,托陈仁麒帮助他和林伯渠找寻孩子。

    他提供了找孩子的线索,并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,给从未见过邓子恢面的陈仁麒将军作参考。经过陈将军的努力,分别15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。但老乡把两个孩子的父亲搞错了,把林伯渠的当成了邓子恢的,把邓子恢的孩子说成是林伯渠的。

    建国后,做为副总理的邓子恢住进了中南海,他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经常一起上学,也在中南海的食堂就餐。后来连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奇怪,为什么林伯渠的孩子那么像邓子恢,而邓子恢的儿子与林伯渠如同一模所铸。

    朱德对邓子恢说:“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?”邓子恢却笑着说:“孩子搞错了,就错了嘛,不要紧,林老没有孩子,我孩子多,都是革命的孩子,不要换了。”

    后来,待中央办公厅派人到会昌调查,澄清真相,他们才将孩子换回。

    几十年的时间过去,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的这位老人当年是进出中南海的孩子,是在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面前来来往往的红色后代。如今72岁的他,60年代末下放到湖南,至今仅仅有600多元的退休工资,遇到生病也不敢吃好药。

    几年前他回北京已无落脚之地,还是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信,农业部根据情况给了他一间40多平米的独居。他已经非常满足了。走到街上,他就像北京的一位普通之极的退休老工人,心事重重地为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担忧。

    至于不是高级将领的普通老革命的孩子我们接触更多,凡是早年退下来的大多和老百姓没有区别。

    我们这些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很怀念少年时代充满理想的日子,尽管那种日子有很多缺陷,但是要求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的信念是永远不该丢弃的。

    一位比父亲级别还高的老革命的儿子说:“我们当今有很多做法是与父辈抛头颅、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的。世上没有不沉的船,我们至少要洁身自好地不去拆船。” (摘自《一生紧随毛泽东: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》 作者:金汕等著 陈人康口述 出版社:人民出版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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