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泥脚书记”邓平寿

文章作者:  发布时间: 2009-10-23  浏览次数: 18

    虎城不是城,是渝东最偏远的镇。

    初夏的清晨,我们的车行进在县城通往这个镇的唯一一条公路上,蜿蜒的道路两旁群林密立,远处青山静默、窗外细雨萧萧。四个月前,同样一条路上,一辆灵车送回了一个人——这个镇的党委书记邓平寿。

    “虎城的事一天没做好,我就一天不离开虎城。”邓平寿兑现了他的承诺,而且永远都不走了。

    2007年2月5日,他回来的那天,上万群众自发走在街道两边,既是迎接他,又是为他送行。七里长路,到处都是人,每个人的脸上都湿漉漉的,分不清是雨水,还是泪水……

    “泥脚书记”为民而生,农村是他的归宿


邓平寿下村“三件宝”。人民网记者赵颖摄

    1月14日,下午三点多,重庆市梁平县虎城镇党委书记邓平寿病倒了,大家连夜将他送往重庆的大医院。几年来,他在修路的工地上累倒过,在检查蚕桑的现场吐过血,切掉过一叶肺,在下村的路上走肿了脚,一个星期迈不动步……而这次,他倒下以后就再也没能站起来。“泥脚书记”是百姓对他的昵称,仿佛也注定了他的宿命,邓平寿离开虎城的最后一站,就是桑田。

    1月14日是个星期天,下着小雨。早上7点,邓平寿带着几个镇干部步行去千丘村查看良种桑苗移栽情况。走访了几户人家,爬了几个山头。雨越下越大,大家都淋湿了。

    “那天早上,邓书记还来我们村看大家栽桑树,还站在雨里和我打招呼……”千丘村村民唐春艺提起来就抹眼泪。那天遇见他的村民很多,赵明全、刘明国、杨嗣才、孙泽寿……在田间地头见到邓书记实在是太平常的事情,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,那会是他们见邓书记的最后一面。

    “我一直以为他是突然发病的,后来才知道,那天从下村开始,一路上他肚子都在疼,只是没告诉我们。”镇组织委员廖铭至今还懊悔不已:“平时走路爱说话的他,那天也没有力气说话。他是一直强打着精神在工作啊!”快到中午12点,他又急忙带着大家赶往达县的黄庭镇和南岳镇,找镇上的负责人谈打通边界公路的事。回来后,他就病倒了。

    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惦记的是什么?

    “不要给组织添麻烦,帮我把今年的党费缴了。”弥留之际,邓平寿留给小女儿最后一句话。

    “你安心养伤,我的病没大碍,等我好一点,就来看你。”住进重庆医院的当晚,邓平寿在电话中安慰因车祸受伤的“小徒弟”陈刚。这个镇上知名的企业家面对记者哽咽了:“师傅现在终于可以真正休息了。”

    “袁老大,你们村的桑树栽得怎么样了?要栽好。”1月15日清晨,大兴村村主任袁永福在电话里听到了那个再也熟悉不过的声音,却是那么微弱。“书记,你咋了?”“你莫管。”电话里传来“嘟嘟”声。袁永福没有想到,邓书记的最后一个电话,就是打给他的。他从此牢记着一个使命:大兴村创“桑蚕万担村”,引进生丝加工厂,让百姓有钱挣,是邓书记未尽的心愿,一定要把它实现了!

    干事者未必风光,有时流汗流血又流泪

    “事业成功离不开干事者,但干事者未必风光,有时流汗流血又流泪。”这句话,仿佛是邓平寿的一幅素描。

    在邓平寿留下的一大堆笔记本里,有两篇报摘吸引了记者的视线――人民日报刊登的评论“干工作要敢于负责”和“为干事者呼”。这两篇文章,他去世前曾在全镇职工大会上组织大家学习过。他常对身边的干部说:“没有不讲理的群众,只有不会干工作的干部。”

    小时候当面工,步行十几里路用面条换小麦的经历,让邓平寿下定决心:哪怕勒紧裤腰带,也要千方百计把致富路修到百姓的家门口。“现在虎城的村际公路硬化才达到95%,村组公路硬化才达到70%,只有80%的村民吃上了自来水和安装了闭路电视……我的目标,就是要让这一切都变成100%!”去年,他向全镇人民描画虎城的美好蓝图。

    1998年,刚出任镇党委书记的邓平寿,带着大家硬化虎城镇连接县城的唯一公路――高旱公路。“硬化这条路需要不少钱,经过我们争取,上级拨一部分,镇上出一部分,但还差一些,需要大家投工投劳……”邓平寿在村里大声做动员。大家没什么动静。“这路不修不行啊,一到雨天都是泥;农副产品运出去卖好难;修个房子的材料还得靠肩挑背磨,咱们出点钱,也是为了后代好。”他一边苦口婆心讲道理,一边带头捐了500元钱,那时候他一个月工资才400块钱,村民们看到书记捐钱了,而且修路也确实是大家受益的事,开始纷纷响应。

    为了节省开支,邓平寿带着干部和村民自己动手修公路。抬石头、敲竹桩、挖路基,他样样抢先干。山里荆棘多,蚂蚁毒性大,他总是走在前面拿砍刀为大家开路。有一次,在镇政府的食堂里吃饭,邓平寿一直站着吃,大家觉得奇怪,他笑着说,山里蚂蚁把屁股咬了,坐不得了。

    为了筹集修路的资金,每修一条路,邓平寿都要挨家挨户做工作。碰钉子、受委屈是常事,群众看到他一来,两肩门“哐啷”一合,走了,死活不打照面。虎峨路是虎城境内最长的一条路,硬化虎峨路的时候,碑垭四组包括组长在内的全部村民都拒缴修路费。牢骚、闲话象利箭一样袭向他:“瞧,邓平寿又来要钱了。”他又着急又憋屈,这个钢铁汉子流泪了,人们呆住了:他们看到书记吐过血,但从没见他流过泪。

    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?邓平寿陷入了沉思。回到镇里,他组织干部连夜开会:“这个组所在位置偏僻,村民居住分散,公路如果没有别的支道与他们连接,群众得不到益,那对他们不过是画了一张饼!”修路计划迅速调整。几天后,正准备再去做群众工作的邓平寿一行迎来了碑垭四组的组长,组长包里装着各户的修路费,一分不少。邓平寿百感交集:“只要真正痛了百姓的痛,真正理解了百姓的苦,百姓是多么理解和相信我们啊!”

  他把老百姓举过头顶,老百姓把他揣在心

    从小家境贫寒的邓平寿,是在乡亲们的接济下成长起来的。在他心里,百姓是自己的父母,农村是自己的归宿,他与老百姓血脉相连,永远分不开,也割不断。“没有邓书记,就没有我这个家啊。”谈起邓书记,唐春艺就悲从中来。

    唐春艺的丈夫在外地打工被切断了四根手指,为贴补家用,她在家里养起了蚕。邓平寿到她家了解情况时,看到一家几口人挤在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房子里,养的蚕都快爬到床上去了,邓平寿着急了,想尽办法替这个困难家庭四处贷款,找相关部门办批地手续。房子总算建起来了,邓平寿又拿出100元钱,让他们做起了豆腐生意。两夫妻很快还清了贷款,还开起了副食店,生意红火,日子有了滋味。唐春艺一家却若有所失:“邓书记再也不能来我们的小店和大家摆龙门阵了……”

    如今,虎城的老百姓都很失落。以前每逢赶场天,他们都会到邓平寿的办公室去坐一坐,聊聊天,问这问那。可现在邓书记离开他们了,再也不会站在镇政府大院门口和大家打招呼;再也不能在自己的大杯子里泡满浓浓的老荫茶,招呼大家“喝一口”。

    “邓书记走了,我们心痛啊!”采访中,不同的人念叨着同样一句话。

    在邓平寿的办公室里,有一张棕色的人造沙发,沙发坐垫已经发白。前镇长、现任镇党委书记赵洪越指着沙发对我们说:“这都是老百姓的屁股坐的。”这张沙发,也曾经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神经:“为什么村民的屁股争着往那挤,而我办公室的沙发无人问津?”但跟着邓平寿下了一次村以后,他的心就象被雨水冲刷过一样明净:“他是用自己的脚在丈量虎城的土地。哪棵桑树没刷白,哪条路跨了石头,他都晓得;看到路上有人挑担子吃力了,他就上去帮着挑一段;群众笑嘻嘻地给他端出一杯水,他递去一支烟;年长的人管他叫‘平寿’、‘寿儿’,那模样,就象在叫自家的孩子。这样的干群关系,哪里是办公室里坐得出来的。”现在的赵洪越深感肩上责任重大:“我超越不了他,我只希望自己能沿着他踩下的脚印继续前进。”


被群众屁股磨破了皮的沙发。人民网记者赵颖摄

    在洪泰烟花公司副总经理陈刚的家里,有一只风干的大柚子,他说:“这是师傅留给我的,我舍不得吃。”

    邓平寿去世后那几天,刚做完骨折手术的陈刚几乎天天在为邓平寿守灵。当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,想起师傅时,眼泪还是会止不住地往下掉,妻子很纳闷:走南闯北,什么风浪没见过。怎么这么多愁善感了?

    2006年3月,虎城对外招商引资,陈刚前来办厂,邓平寿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,为工厂腾出土地,并亲自拿着尺子给工厂量地。在他的支持下,一个月后,镇里最大的企业――洪泰烟花公司建成了,一下子解决了800多个农民的饭碗。一个月下来,邓平寿也多了一个“徒弟”,这个徒弟是自己找上门来的。陈刚说:“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。不论在哪个方面,他都足以成为我的老师。”

    碰到邓平寿步行下村,陈刚总会停下车,要送他一程,而他从没上过车,只是大声问问工厂的情况,工人的福利好不好。周末回家,邓平寿偶尔会拉上“徒弟”到家里吃饭,吃完饭,还要把家里个头最大的几只鲜柚,还有陈刚爱吃的泡菜装进口袋让他带走。

    而如今,没能请师傅吃上一顿饭,成了陈刚永远的遗憾:“每次他都说,企业还在发展阶段,要节约。等将来发展好了再吃。”

清廉为官孝为先,“十荣十耻”传乡间


邓平寿家的灶台。人民网记者赵颖摄

    走进这个镇党委书记的家,记者们震撼了:狭小昏暗的厅堂除了几把椅子一无长物;卧室墙上钉着一排钉子挂衣服;床上发黄的旧蚊帐;掉漆的长条凳起码有20多年“工龄”;蒙着油烟的土灶台上放着锅碗瓢盆……

    邓平寿最贵的衣服,是一件90元钱的风衣。穿的时间长了,后摆已变形上翘。“我要求入党,不是为了给人民当老爷,而是为了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安排,党叫我干啥就干啥”,这是邓平寿内心最朴素的想法,他也让这个信条在虎城扎下了根。

    虎城镇的经济在重庆的乡镇中处于中上游水平,但要讲待遇,横向比,虎城镇的干部应该是最低的,很多该发的奖金都用于搞建设了。“也就是他能服人,刚开始,干部们也有意见,但是看到他自己都这么艰苦朴素,也不好意思跟组织提要求了。”镇里的组织委员廖铭说。

    渐渐的,虎城的干部不仅习惯了不和其他乡镇干部比待遇,还习惯了捐款。镇里有个“永不消失的光荣榜”,榜上公布的都是捐款人员及数目。邓平寿捐钱数目,总是最多的:他每年捐款不少于5000元。他过世后,小女儿找出各村开给父亲的修路捐款收据,就有近8000元。而大家都知道,邓平寿家并不宽裕,他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,要赡养88岁的老母亲,弱智的哥哥,多病的妻子……

    邓平寿的母亲以前逢人就夸:“我有这么好的儿子,到哪里去找哦。”如今,她每天扶门而望,期待儿子回家,那满是皱纹的眼角淌着两汪永远也拭不干的泪水……


邓平寿的老母亲每天扶门而望。人民网记者赵颖 摄

    每周五的晚上,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。邓平寿回家了。吃过晚饭,他会陪母亲聊天,然后打上一盆洗脚水,把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脚放在水里泡一阵,然后轻柔地搓洗。还时不时地问她:“还咳嗽不?最近脚还痛吗?”冬天冷得快,他就把母亲的脚放在怀里焐着,直到暖热了才走。夏天乡下蚊子多,他怕点蚊香的味道把母亲呛着,就爬到母亲床上赶蚊子,把蚊帐里的蚊子都驱赶净了,再让母亲就寝。

    孝是邓平寿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。在办公室墙上,贴着他自创的“敬老十荣十耻”:以尊敬老人为荣、以歧视老人为耻;以爱护老人为荣、以损害老人为耻;以服务老人为荣、以背离老人为耻;以关心老人为荣、以冷漠老人为耻;以帮助老人为荣、以刁难老人为耻;以优待老人为荣、以吝啬老人为耻;以孝敬老人为荣、以虚冷老人为耻;以赡养老人为荣、以遗弃老人为耻;以感恩老人为荣、以吃定老人为耻;以照顾老人为荣、以排挤老人为耻。

    他去世以后,这“敬老十荣十耻”在虎城镇广为传颂。

    邓平寿走了,没有留下多少遗物。但虎城的山山水水,都刻下了他的印记。看到桑树,村民指着说――这是邓书记带着我们种的;看到柚林,村民告诉我们――这是邓书记引进的品种;走在路上,村民停下步子――修这条路时,书记晕倒过。

    采访的最后一天,也是一个雨天,我们去坟上看他,青石的坟茔,没有碑,没有墓志铭;离家不远,没有路。(记者 赵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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